如果只是線性的講發展史，詩到晚唐就可以了，因為后來直到民國前都是只有流派之爭，沒有詩本身的變化。而從上古到晚唐，中間的秦末漢初到東漢末年，其實也乏善可陳。

所以真正要講詩歌變化，無非是春秋時期、魏晉南北朝、唐朝。這就是中國古詩的三大發展階段，唐朝到了頂峰，進入了格律詩領域，之后雖有宋詩、清詩兩個高峰，但是都是在內容、流派上出彩，于形式上再無進步。

實際上就是詩的產生、詩的發展、詩的頂峰三個階段。

肯定又會有朋友說，是格律害了古詩，就是因為格律詩的出現才讓詩歌停止了發展。

這是放P。詩歌發展到格律詩是自身發展的必然，就當時的情況來說，格律詩是先進的體裁形式。而且格律詩的出現并沒有阻擋古體詩前進的步伐，正是由于古體詩在前進的過程中出現了音律規范化，才總結出來格律詩。

近體詩和古體詩是中國古詩的兩大分類，齊頭并進，共創輝煌，沒有誰限制了誰，也沒有誰取代了誰。

有這種格律限制了古體詩的想法，從深層根源來說還是認為格律詩優于古體詩，只是你寫不好，就被它限制了思想——懂格律的人根本不在乎自己寫的是格律詩還是古體詩，在乎的是寫得好不好的問題。

詩的產生（先秦）

現在一般把《詩經》尊為中國古詩的源頭。其實《詩經》的詩已經是一種相對成熟的形式，詩的起源要遠遠早于《詩經》。因為這是周朝中央政府派采詩官去四處收集民歌來編匯的，是經過了文化人的審定、修改的文學藝術作品——詩本來就是歌，我們要認清楚這一點。

我們現在沒事哼哼，其實就是詩的起點。把我們的哼哼變成文字，在節奏感和押韻上做出細化，就是詩。做出雅化，就脫離了打油詩。再做出字數規范，平仄調整，就稱為近體詩。

詩的產生，就是勞動之余的哼唱。有一種說法，詩來自勞動號子，這也有一定道理，不過要歌頌愛情、要歌頌友情、要歌頌基情（詩經中大把），絕對不是一邊辛苦勞作，一邊能背著喉嚨喊出來的，所以勞動號子只可能是詩歌起源的部分組成。

目前發現最早能被定義為詩歌的，應該是《吳越春秋》中的《彈歌》，這是二言詩，也是文言文節奏和押韻能做到的最小結構，初步具備了詩的性質：

斷竹，續竹；飛土，逐宍。

越國的國君勾踐向楚國的射箭能手陳音詢問弓彈的道理，陳音在回答時引用了這首《彈歌》。

我砍了竹子，做成弓箭，發射石塊，驅趕野獸。

這是一個替父母守墓的小子無聊時候的發明，用來驅趕騷擾墳墓供品的野獸。

還有箕子的《麥秀歌》等，一些上古的大概有些詩味的作品。

而到了《詩經》，四言、整飭、押韻、重章疊唱、包羅萬象，基本上已經囊括了后世所有流派詩歌的先行，所以我們可以稱之為春秋時期詩歌的大成，而不僅僅是起源。

詩的發展（兩漢）

中原地區有《詩經》，南方則出現了長短句的《楚辭》。屈原是第一個具名出詩集的人，也就是從他開始，“詩人”的身份正式登上文化舞臺——以前的作品署名大都是“佚名”。

同時從《楚辭》開始，詩歌開始真正有了標題——以前的作品大都是取前面幾個字或者一句作為標題。

而且《楚辭》出現了雜言，這也是和《詩經》風格明顯的差異，隨著秦朝滅亡，楚地梟雄稱王——項羽、劉邦都是楚人，這種風格的詩歌開始流行。漢朝文治武功，兵臨天下，迎來了第一次多民族文化大融合——最為明顯的就是音樂融合。

輕快活潑的胡人音樂改變了中原音樂端莊穩重的節奏，至少在民間，這種宴樂飛快流行起來。隨著音樂節奏變快，音樂章節變長，四言詩已經無法滿足演唱——詩是歌詞，牢記這一點——所以就出現了的五言詩、七言詩，甚至六言、八言、九言的作品。

不過由于漢朝經學一統天下，儒生老成持重，所以文藝方面的發展比較緩慢。大家更喜歡長篇大論的“漢大賦”，所以詩在兩漢的發展緩慢。

值得一寫的就是漢武帝柏梁臺上作聯句游戲發明的句句押韻七言詩：“柏梁體”，這是一種小眾的，后來被斷句不押韻的格式淘汰了的詩體，但是也有佳作，如杜甫的《麗人行》。發明地動儀的張衡則寫出了真正意義上的七言詩，《四愁詩》：

我所思兮在太山。

欲往從之梁父艱，側身東望涕沾翰。

美人贈我金錯刀，何以報之英瓊瑤。

路遠莫致倚逍遙，何為懷憂心煩勞。

……節選

但是直到漢末，甚至到了隋末唐初，七言詩雖然得到長足發展，但是在結構、音律規范等各方面還是五言詩走在前面。而且這一時期也沒有絕句的產生，漢人以大為美，絕句體小而俗，不足以用。

詩的飛躍（魏晉南北朝）

詩到了曹魏時期，產生質的飛躍。

這一時期，文化還是掌握在貴族、文人手中，所以詩歌的發展也只可能在士大夫階層發生。這一時期發生的最大變化就是有了文采這個概念。

在東漢以前的詩歌，其實就類似于我們今天很多朋友淡如白水的現代詩，其主要的功用還是說事、抒情。但是如何說事、如何抒情，是沒有概念的，即算是做出比喻和一定的修飾，也是講究“渾然天成”，沒有抱著修飾自己的文辭來突出自己情感的目的。

這一切，到曹植這里發生了改變。

魏晉南北朝對詩詞最大的貢獻有兩方面，而這兩方面都是從曹植發端。

一是文辭修飾之風發端。發展到后來，成為空洞無物，不說正事，只講究形式主義的極端，即“齊梁體”，也就是后來所稱的“宮體詩”，特色就是只要好聽好看，“興寄全無”，沒有任何志向、抱負，沉迷于風花雪月、閨閣情思。

文辭修飾對于文學作品是必須的，但是過度而忽視內容，就是形式主義，是走錯了路了。所以陳子昂說：“文章道弊五百年矣”，就是批判這種形式大過內容的走向。

二是音律學的發展。這個也是從曹植開始的，所以不能不說他是文學中的奇才啊。他發明了“梵唄”，開始尋求“徒歌”（沒有音樂的詩歌）中文字發音的規律。隨著南北朝佛教大流傳，音韻學得到長足發展。沈約、周颙等人提出“四聲八病”，并成功運用到詩歌的創作。

音律的發展是唐朝平仄格律的基礎，也是詩歌走向吟誦文本，脫離音樂獨立存在的關鍵。

經過這五百年的飛速發展，詩在形式上已經初具規模，在流派上（山水、邊塞、諷喻等等）也是百花齊放，已經為盛唐飛歌做好了一切準備。

詩的盛放（唐）

經過南北朝的文體格式準備，隋唐的文人開始了文風的大糾偏。陳子昂提出“漢魏風骨”的概念，至今為古詩愛好者所推崇。初唐四杰等無數初唐詩人在格式上沿襲宮體詩，在內容上不斷開拓進取，在意向上生機勃勃，終于讓唐詩成為既優美動聽，又感情深厚的動人之作。

但是這里有個誤區，很多人認為唐詩的功臣是初唐四杰，以及盛唐大詩人（李、杜、王）等人。

其實并非如此。

初唐四杰不是早夭就是困苦，要不就反叛，并沒有政治地位，而陳子昂雖然提出了理論作為旗幟，但在失寵后影響也變小，無法真正帶動詩風改革。

對詩體規范起到作用是元兢（換頭，相粘）、上官儀（對仗）、沈佺期、杜審言、宋之問等人。特別是這些宮廷詩人，精研格式，其實原本內容上是相對空洞的，但是他們遇上了風云動蕩的武周王朝興盛覆滅，唐玄宗李隆基上位這些政治變動。大批宮廷詩人被放逐，流落江湖。而人的境遇一旦波折，思想性自然就上升了，加上本身極好的格式研究，大批既有情感、又有形式的詩歌作品就問世了，從而帶動了整個朝代的詩風。

李白對于詩歌史的貢獻主要是和王昌齡一起改進、規范了七絕。前面說到七言不被看重，到了他們這里才真正上位，并且一躍成為唐朝至今最為流行的詩歌格式。

而在格律詩的完備上，杜甫是集大成者，同時，在是個理論上，也是他一錘定音，決定了唐詩重內容、重感情、崇漢魏的未來走向。

至于大李杜在詩歌上的成就，這里就不多說了，但是大李杜沖到天花板的能力直接導致了中唐詩人的困境。

中唐的詩人在李杜壓力之下，無路可走，就開始了在盛唐詩路上分類深挖。如韓愈的“散文入詩”，李益專攻“邊塞詩”，劉禹錫走懷古路線，并開發“竹枝詞”，白居易走老百姓路線，李賀干脆就寫鬼神之詞去了。盛唐詩是高峰，中唐詩是高峰上的平原，四處分流，四處開花，所以論唐詩，盛唐、中唐的大詩人如流星趕月，層出不窮。

這也是中國詩歌史上最好的時代。

詩的后來（元明清）

進入晚唐，由于安史之亂后，政權雖然幾經復興，但總歸是走下坡路了。整個王朝開始傾頹，文化意象就開始走南北朝末年的老路，詩風又往隱逸派和作樂派分流。志氣不再高昂，內容自然低迷。

當然，晚唐的李商隱在藝術成就上來說是最高的，因為他集合了前朝所有大詩人的特色。雖然有時候用典精深、晦澀難懂，但是他的詩歌成就在晚唐是最高的，甚至放在整個唐朝也不遜色。唯一和大李杜沒辦法比的是缺了氣象，但這不是他的原因，是時代的原因。

不過這些都是詩風變化，而對詩歌本身來說，到了晚唐，格律詩的規則已經堅如磐石，基本上連折腰體之類可有可無的出律，大家都很少犯了。

而另外一種文體，曲子詞已經開始在杜牧、白居易、劉禹錫手中登堂入室，成為詩規范之外，文人們更加靈動的思維奔流方向。

那就是詞牌史了。詩史也不是到這里就完結，只不過大概發展就是這樣了，后來的復興也沒有突破格律、非格律，只不過是在內容上、表現上分門別類，再創高峰罷了。如宋朝的西昆體、太學體、香山體、江湖體、四靈詩派、江西詩派、包括后來清朝的公安派、性靈派，這些都只是時代內容進步和文人思想覺醒的不同層次，詩本身的形式沒有變化。

直到泰戈爾的《飛鳥集》現世——但是那個就屬于現代詩史，基本上宣告了古詩史的完結——雖然我們今天還在寫，不過是盡量承續，不讓它們在我們這一代斷絕罷了。

詩的簡史，大致如此。

詞牌簡史、現代詩簡史、有緣再聊。

因為是隨手寫，難免記憶出現錯漏，歡迎指正，但不接受謾罵——不管你什么水平。